备受争议的第三个诺奖
十九世纪初是一个连抗生素都没有的年代，对于生长过程极其复杂的疟原虫，人类几乎无计可施，只能靠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研究。

传说古老的印第安部落中，有用金鸡纳树皮研成粉末来治疗疟疾的方法。这种古方的治疗效果虽然很不稳定，但偶尔确实能救人一命。由于疟疾在全球的肆虐，早在 17 世纪的时候，这种治疗疟疾的方法，就以神秘古方的形式，在贵族当中偷偷流传。随着化学提取与分析技术的进步，人们逐渐揭开了古老秘方背后的奥秘。

1820 年，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[6]（Pierre Joseph Pelletier）和卡文图[7]（Caventou, Joseph Bienaime），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纯出奎宁。这是一种带有浓烈苦味的白色粉末，俗称“金鸡纳霜”。后来证明，奎宁正是金鸡纳树皮中抗疟的有效成分。于是，欧洲人开始在东南亚大量种植金鸡纳树，用于疟疾治疗。

奎宁虽然有效，但依靠金鸡纳树皮来提取，产量实在是太低了。大多数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的人们，仍然处于无药可用的状态。

蚊帐只能在夜晚提供保护，而特效药奎宁的产量又跟不上，那么使用杀虫剂灭蚊就成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。这就有点儿像“解决不了问题，但可以解决制造问题的人”的思路。

1939 年，瑞士化学家保罗·穆勒[8]（Paul Hermann Müller）发现，一种名为 DDT [9] 的有机氯类杀虫剂几乎对所有的昆虫都有超强的杀灭效果。当时正处在二战期间，野外作战的士兵正饱受着疟疾、登革热和黄热病的困扰。美军果断地使用了 DDT 来对付蚊子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由于用途广泛，效果良好，人们把 DDT 和青霉素、原子弹一起，并称为二战时期的三大发明。

图：穆勒

为了表彰穆勒在 DDT 杀虫效果方面的研究，诺奖委员会把 1948 年的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了保罗·穆勒。这是抗击疟疾的战役中，产生的第三个诺奖。

后来，由于对环境污染过于严重，DDT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禁用。有人还指责说，为 DDT 的发现者颁奖，是诺奖委员会犯下的最大错误。但是，在 DDT 之后，人类始终都没能找到另外一种性能超越 DDT 的更环保的杀虫剂。两害相权取其轻。2002 年，世卫组织终于宣布，在疟疾高发的地区可以重新启用 DDT 来控制蚊子的繁殖。保罗·穆勒的诺奖我认为是应得的。

第 4 个诺奖——奎宁的热人工合成
1944 年，又一个好消息传来。27 岁的美国化学家伍德沃德[10]（Robert Burns Woodward）终于第一次实现了奎宁的人工合成。曾经高不可攀的抗疟神药，终于走下了神坛，开始大规模广泛的应用。1965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，颁给了伍德沃德，表彰他在有机合成方面的重大贡献。这是抗击疟疾的战役中，产生的第四个诺奖，这一次，是众望所归。

图：伍德沃德

奎宁实现了人工合成，氯喹等同类药物也大量投入使用，疟疾这头凶兽似乎应该被“关进笼子”了。然而，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疟疾死亡率一度出现大幅度增加。因为疟原虫也在演化，它们在与药物的长期斗争中演化出了抗药性！人类亟需新一代抗疟药物。

第五座诺奖不只有屠呦呦先生
中国也曾经是疟疾流行的重灾区。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，中国在 1967 年 5 月 23 日，为研制新的特效药召开了专门部署会议，并确定了 523 专项研究办公室。当时先后有 60 多个单位，500 多名科研人员加入了这项计划。

不过，那个年代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从分子生物学出发去研发一款新药。我们拥有的，其实只有战胜疟疾的必胜信心和一支庞大的吃苦耐劳的科研队伍。

1970 年 5 月，北京中医药物研究所的屠呦呦团队发现，用青蒿的乙醚提取物具有非常明显的抗疟功效。从药物研发总动员，到在动物实验中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，时间刚好 3 年。这在药物研发史上堪称奇迹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蒿素的雏形。

有人说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青蒿素，靠的完全就是运气。但是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，在青蒿素被发现之前，我国的其他科研机构已经完成了超过 4 万种化合物和中草药的验药工作。其中几乎涵盖了能找到的所有古方。

即便是发现青蒿素之后，为了找到抗疟效果最佳的植物，科学家们立即集中优势力量，把国内能找到的所有菊科植物又排查了一遍。最后，云南药物研究所的的罗泽渊团队从黄花蒿中提取出了抗疟药单体，才把青蒿素的提取植物最终定了下来。

这是一次超大规模的验药行动，是对抗虐药物的一次地毯式的大排查。这次验药行动，效率之高，规模之大，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。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科研管理能力，这样一个不亚于建造大型水电站的工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。

1970 年之后，由于疟原虫对老牌抗虐药物奎宁的抗药性逐步显现，我国的疟疾死亡率开始陡然上升。青蒿素迫切需要进入临床应用阶段。1974 年 5 月，长期战斗在抗疟一线的李国桥团队临危受命，开始了青蒿素的临床实验阶段。这就有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。

图：李国桥

李国桥面前的这个女人，患的是最严重的脑型疟疾，现在已经昏迷不醒。如果用奎宁这样的常规抗疟药物进行治疗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。在之前的临床病例中，李国桥还从来并没有遇到过脑型疟疾，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，李国桥只能用青蒿素尝试治疗。

青蒿素的治疗结果出人意料地好。女人在服药之后，很快就脱离了昏迷状态，20 个小时之后，血液中 95% 的疟原虫都被杀死了。随后，越来多的临床数据证实青蒿素可以安全、速效地治疗疟疾[11]。人类在抗击疟疾的道路上，又前进了一大步。

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世界范围内被迅速推广应用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。2015 年，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了屠呦呦，表彰她在疟疾新疗法上的创新和发现。这是抗击疟疾的战役中，产生的第五个诺奖，也是我国医学工作者为世界医学做出的宝贵贡献。

从 2017 年到 2020 年，在青蒿素的加持下，我国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发现本土疟疾病例，这或许就是阅读本文的你对疟疾这个词有些陌生的原因所在。人类对抗疟疾的战争，露出了胜利的曙光。

到此你是不是认为，人类与疟疾的战争就快要结束了？

哪有那么简单，抗疟这事儿远没有结束。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这句成语很有意思，可以根据需要正反着用。

重在防疫
你可能会对新冠病毒全球感染数突破 1 亿这个数字感到吃惊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 2019 年全球共报告的疟疾病例达到 2.29 亿，死亡 40.9 万例。这比起 2016 年的数据，并没有显著减少。2020 年，在非洲比较贫困的地区，因疟疾死亡的人数甚至远多于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。为此，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呼吁，对疟疾的警惕不能放松。

在世界上基本消灭疟疾的国家里，只有我国是人口大国。在我国广西云南等地的边陲农村，生活远远算不上富裕。但是，我们硬生生地把疟疾的本地病例降到了零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
我们的方法，说起来你肯定不陌生，那就是 3 分靠治疗，7 分靠防疫。

我国最经典的疟疾防疫方法，叫做 137 模式。“1” 就是地方卫生所在收治疟疾病人后，必须在 1 天内上报病例。“3” 就是上级医院必须在 3 天内复核病例。“7” 就是县级医院必须在 7 天内完成密接人群的检测和调查，同时杀灭周围可能传染疟疾的按蚊。而作为患者本人，则会被隔离在一个不可能被蚊子咬到的地方接受治疗，直到治愈为止。

我们的另一项创新防疫措施，叫做大规模药物管理。这个概念就是疟疾临床第一人，李国桥医生提出的。在疟疾呈现爆发态势的村子，他会采用群体给药的方式，让该地区所有村民一起服药，以此来消灭所有潜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。服药之后，整个区域内的居民就会形成一定时间的群体免疫，从而达到彻底消灭疟原虫的效果。

从 2017 年到 2019 年，每年都有 2000多 例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。正是边境地区的一个个村镇，帮我们顶住了防疫的压力。

2020 年的新冠疫情，让全中国人都知道，我国有着世界领先的传染病防疫体系。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是，优秀的防疫体系背后，是科学与管理的共同进步、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道德文化，以及负重前行、不畏牺牲的医者英雄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