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斯德提前两周为疫苗组的绵羊注射了疫苗，然后开始了实验。随后的结果显示，所有注射疫苗的绵羊均没有患上炭疽热，其他没有注射疫苗的对照组绵羊却全部死亡。巴斯德一战成名，针对牛羊使用的炭疽疫苗也从此推广开来。

仅仅在 188 2年初，法国就有 8 万多头绵羊注射了巴斯德研究所提供的炭疽疫苗。随着炭疽杆菌培养技术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牛羊注射了疫苗。经常与牛羊打交道的工人，因为防范手段和生产消毒措施的完善，感染率也陡然降低。
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1900 ~ 1940 年间，每年平均只有 40 例工业性炭疽病例。炭疽病在人用疫苗发明之前，就因为严格的畜牧业管理，而变成了一种罕见疾病。

炭疽病与生物武器
说到这里，好像炭疽病的故事就该结束了。毕竟在 100 年前，就已经没有多少炭疽病的病例了。但是，炭疽杆菌作为一种能够广泛感染哺乳动物的病菌，有着非常多的天然宿主。再加上炭疽芽孢有着强大的生存能力，这注定了炭疽病不可能被彻底消灭。直到今天，牧场里的牛羊每年都需要接种炭疽疫苗，而这些疫苗全部都是减毒活疫苗。

大量的疫苗需求，让培养炭疽杆菌的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。炭疽疫苗本质上就是减弱了毒性的炭疽杆菌芽孢悬浊液。只需要简单的培养罐，37℃ 左右的温度，极普通的培养液以及适当的含氧量，便可以让炭疽杆菌 24 小时不间断地分裂增殖。当获得足够数量的炭疽杆菌后，就可以蒸干溶液，得到能够忍耐极端环境的炭疽杆菌芽孢粉末。

炭疽芽孢粉末容易携带而又极难被发现，一旦污染了环境，又极难清除，简直是绝佳的隐形杀人武器。一些野心家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才利用炭疽芽孢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生物战争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人就特地派出人员，在协约国军队的战马草料中撒下了这种神秘的芽孢粉末，但不知如何，笨拙的德国人却阴差阳错地毒死了自己的大量马匹。

图：军马戴着防毒面具以防御德国毒气袭击

虽然这项计划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破坏，但是这次行动却点燃了各国军事方心中研究生物武器的黑色火焰。

1942 年，正处在二战期间，英国在与苏格兰隔海相望的格林纳德岛上，投放了炭疽芽孢炸弹。实验人员在岛上放了 80 只绵羊[3]，然后向岛上投放了细菌炸弹。仅仅三天时间，绵羊就开始大规模死亡，岛上到处是流血的绵羊尸体。实验人员虽然对绵羊的尸体进行了焚烧处理，但整片岛屿已经被彻底污染。

英国人进行炭疽实验的目的，其实是想通过细菌炸弹来消灭德国北部的牛群，从而达到扰乱德国肉类供应的目的。他们为牛专门制作了 500 万个含有大量炭疽芽孢的“牛蛋糕”，只等着丘吉尔一声令下，就会投放到德国的后方。不过，直到二战结束，丘吉尔也没有下令使用这些细菌武器。最终，这些用于感染牛的“牛蛋糕”被扔进焚化炉彻底销毁。

30 年后，科研人员对岛上的土壤进行了采样分析，发现每克土壤里依然存活 4000-5000 个炭疽芽孢。英国人最终动用了 300 吨甲醛杀毒剂，仔细喷洒了格林纳德岛的每一寸土地，才算化解了这场生物危机。

与英国灭杀德国牛群的计划相比，身为二战轴心国的日本则要残忍得多。他们成立了 731 细菌部队，以研究疾病防治和饮水净化作为伪装，对超过 5000 名中国平民及战俘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人体细菌实验。1940 ~1944 年间，侵华日军多次发起大规模细菌战，范围遍及我国的山东、浙江、湖南等地，造成了至少 20 万人的伤亡。

为了应对可怕的细菌战，用于人类的炭疽疫苗终于提上了研发日程。第一款人用炭疽疫苗是苏联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末开发出来的，40 年代初就正式投入了使用。

战争结束后，生物武器的使用得到了国际组织的关注。1969 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终止了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计划。这项政令不仅停止了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发，还销毁了现存的生物武器，只有少量病菌样本被保存下来，供医疗研究使用。

1971 年 9 月 28 日，美国、英国和苏联等 12 个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草案。现在，已经有 183 个国家成为缔约国。可怕的炭疽战争终于归于平静。

可惜的是，人类从未真正吸取教训。发生在 2001 年的炭疽恐怖袭击事件，让人类明白，我们必须对生物恐怖袭击时刻保持警惕。

恶魔的来信
2001 年 9 月 25 日，911 恐怖袭击事件刚刚过去两周[4][5]，《太阳报》的图片编辑鲍勃·史蒂文斯[6]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。桌角上堆放着几封读者来信。史蒂文斯把信封拆开，想看看读者们有什么猛料报过来，但结果让他有点儿失望，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

尤其是最后一封信，里面只写了几行字，内容写了一些“你阻止不了我们，我们有了炭疽”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。史蒂文斯毫不在意地把信件扔进了纸篓。

然而两天之后，史蒂文斯就开始发烧，浑身的肌肉都疼得厉害。10月2日，病情不断加重的史蒂文斯被妻子送到了亚特兰蒂斯医疗中心，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头讲到的故事。

整个 20 世纪，只有 18 名美国人感染炭疽病。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动物皮的工厂里工作，呼吸着从患病的山羊和绵羊的残余部分飘出的看不见的芽孢，才会感染。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做文案工作的史蒂文斯，几乎没有患上炭疽的可能。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件。在场的医生都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慌，他们几乎就要喊出声来：“噢，该死，这是一场生物恐怖袭击！”

一克的炭疽芽孢粉末中，含有超过上亿个芽孢。如果在城市的上风口释放 100 公斤的炭疽芽孢，飘散在空气中的芽孢足够感染十几万人，其中超过 70% 的人都会死亡。每延迟一分钟，都可能有更多人被感染，防疫人员必须与时间赛跑。

接到布什教授的报告后，美国疾控中心开始排查 2 周内与史蒂文斯有过密切接触的所有人。所有他住过或去过的地方，都被翻了个底朝天。最后，《太阳报》的办公室被锁定了。防疫人员在办公室里找到了许多阳性样本，最终确定那封奇怪的来信才是罪魁祸首。

10 月 5 日下午 4 点，鲍勃·史蒂文斯去世了。新闻有保留地披露了史蒂文斯的死因，但仍然在全国引发了恐慌——美国受到了生物恐怖袭击！这会是 911 惨案的延续吗？大量民众涌入药店，购买抗生素。医院里挤满了排队打疫苗的人。

发给史蒂文斯的信件，来自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。警方立即行动排查了全城的 600 个邮箱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寄出信件的邮箱。所有尚未寄到的信件，都被警方截获，其中还包括 2 封寄给两位美国参议员的信。每一封信里，都封存着上亿个炭疽芽孢。警方的快速行动，救了 2 位美国参议员的性命。

糟糕的是，由于邮件的传播，不少建筑物都受到了炭疽杆菌的污染。为了彻底扑灭炭疽病，美国邮局启用了 γ 射线灭菌技术和专有酶配方来处理邮件。整个净化工作耗时 26 个月，耗资高达 1.3 亿美元。

纽约邮报和福克斯新闻洛克菲勒中心都安装了新型的新风系统，比如一种负压空气洗涤器，来过滤炭疽芽孢。污染最严重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邮局则一直关闭到了 2005 年 3 月。

FBI 也介入了调查[7]，面谈了 9000 多人，进行了 67 次搜查，发出了 6000 多张传票，最后发现炭疽菌株的来源大概率来自弗雷德里克（Fort Detrick）的政府生物防御实验室。

科学家布鲁斯·爱德华兹·艾文斯被列入最可疑的嫌疑人。就在真相似乎要被揭开时，艾文斯因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而自杀身亡。

直到今天，这一事件的真相依然扑朔迷离。但是美国始终认为伊拉克是这次生物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，并且以打击恐怖组织的名义，在 2003 年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。

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：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。近年来，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屡次被曝出从事非法生化研究。国际社会多次呼吁美国开放实验室[8]，让世卫组织参与调查。人类对生物武器的研究，似乎从未停止。

警惕生物武器
回顾战胜炭疽的历史，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甘于人类被细菌和病毒折磨，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跨过了一道又一道的槛，为我们构筑了细菌防疫的护城河。当我们正准备为成功喝彩时，技术的成果又被野心家所窃取，为我们种下新的恶果。

在野心家眼中，细菌只是与炸弹一样，能够杀死敌人的武器。但实际上，每一个生物，它们都是活的生命。人类有人类的计划，但生命必然另有计划。生物武器最值得人类警惕的，就是不可避免的失控。

从二战时开展的荒岛炭疽试验，到美国遭遇的炭疽恐怖袭击，每一次事件都印证着，炭疽杆菌从未按照人类的计划行动过。它们从来就不是人类的工具，它们写入基因的逻辑，就是不断地复制自己。人类要对它们始终保持敬畏之心。